[14]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法律保留原则，依该原则有些立法权是专属的，即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之外任何主体都不能够就所保留的事项制定规则。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些经过群众和基层长期实践的行之有效的改革办法，在立法过程中并不能被肯定下来，一些反映了改革和社会前进方向的要求不能上升为法律，甚至一些通过立法的方式阻止改革前进的做法也偶有发生。[34]转引自俞梅荪：《以法制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管理现代化》1990年第3期。

这段时间，其他一些实务和理论方面的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强调超前进行经济立法，发挥立法对改革的推动作用。[80]这里可以看出，无论中共中央、国务院还是全国人大，都认为，法律的办法和经济的办法、行政的办法一样，都是改革过程中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或者说，都是为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的。立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策略，经过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其次，立法与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但在中国，立法与改革是最近30多年来才提出的新课题，对两者的关系做全面和科学的总结尚需更长时间的实践和经验来支撑，从现有的理论特别是政治法律实务界的认识来看，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基本反映了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论，即：立法与改革关系实际就是矛盾论中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30多年来，中国政治法律实务界所采取的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策略，大体是以对上述两者辩证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的，但具体的做法与是非得失，还须由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来回答。三者之间的平衡是动态中的平衡，时而改革急迫一些，时而发展是重心，时而稳定又更为严峻，立法反映的正是这一动态中的平衡，是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急需。法律诠释学认为：理解法律的含义，必须通过文本及读者的诠释进行，而带有偏见的读者在诠释时所面对的文本是历史的，作者也是历史的。

受其影响，当代西方法哲学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先后出现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符号法学等流派。法律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规则，也不是一定社会的客观必然。当代西方法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转换了人们对法律的视角，使关于法律语言的研究从工具论地位上升到本体论地位。因此，读者对文本的诠释主要在于克服时间间距，努力促进现实与历史的沟通，实现读者与文本、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视域融合。

但它在法律精确性、科学性问题上的诠释学立场，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根植于西方传统法哲学中的法律至上性、自洽性、一致性等，在受到后现代法哲学的猛烈抨击之后开始发生动摇，法律制度的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

后现代法哲学 后现代法哲学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的影响在法哲学领域形成的新说新论。第二，否认法律的统一性、确定性、普遍性、客观性、自洽性、历史进步性。尽管这些学派使用的方法和论述的内容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其探讨的核心问题都与语言有关。它试图通过诠释的方法获得法律的真理，为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为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提供了新方法。

其中，以英国法哲学家哈特为学术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以比利时法哲学家佩雷尔曼为学术代表的新修辞学法学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法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佼佼者。从这个角度说，法学可以被归结为法律语言学：当我们思考法律的时候，实质上是在对法律语言进行思考。如何吸收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的有益成果，研究解决我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哲学体系，是我国法哲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自由主义和个人至上的法治理念和制度，随着西方国家职能的扩大而逐渐遭到侵蚀。

但由于后现代法哲学没有构建自己的体系，致使其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最终走向法律虚无主义。在我国法治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法哲学研究也日益成为热点，并取得了可喜成绩。

同时，法律原则和规则并非因此就丧失了确定性，而是可以通过法官的司法解释以及法官和听众之间的辩论达成共识。西方法哲学历史悠久、学派林立、观点各异，为西方法学建构和法治实践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理论指导。

然而，当前我国法哲学研究还存在问题意识不强、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浅等问题。正如哈特所言，当我们思考法律本质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思考法律这个词本身。后现代法哲学以后现代主义为思想武器，对西方传统法哲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德国的考夫曼、哈斯默尔、拉伦兹等一批法哲学家，都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哲学诠释学方法以证其说。因此，权利主体只是法学家虚构的一个神话，权利概念乃是现代人自设的陷阱。总之，问题多元性、学科交叉性、方法多样性构成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在后者这里，法律不再被看作由一系列确定无疑、不可变更的原则和规则组成，而被认为是人类进行语言交流和司法解释的一种手段，依赖于不同的语境，具有开放性、论辩性和创造性。法律诠释学以哲学诠释学为理论依托，把法律看成诠释的产物，或者说法律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种诠释，从而使法哲学研究的重心从立法领域转向司法领域、从单纯的法律文本注解转向对法律文本与法律事实互动关系的研究，以消解抽象法律与具体事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关系。

法律与语言关系密切：法律必须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达，语言文字赋予法律以具体内涵。后现代法哲学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否认理性的权利主体存在。

  法哲学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和理论法学的一个门类，是运用哲学思维对法律现象进行抽象而形成的最一般、最基础的法学理论，是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除了上述流派和思潮之外，以美国学者罗尔斯、德沃金等为学术代表的规范性法哲学、以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为学术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分析等，都是新近发展起来的西方法哲学流派。

随着学科分立与交叉趋势的不断增强，当代西方法哲学的新流派也层出不穷。原来被公认为属于私法领域的法律，如财产法、合同法等，开始转向公法领域。对法律概念的认识，其方法就是对法律这个词的意义不断进行挖掘，并从语义分析学、修辞学、符号学等角度对权力、权利、义务等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和解释。（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进入专题： 法哲学 。

语言学转向 在历经本体论中心、认识论转向之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语言问题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重视和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法学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协商作用，等等。

这些都说明法、法治与理性的内在关联，也充分说明法治思维必然是一种理性思维。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速，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和诉讼观念显著提升，越来越寄希望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矛盾纠纷，致使社会矛盾纠纷以司法案件的形式大量地涌入法院，持续呈现诉讼井喷、诉讼爆炸的态势，我国超乎预料地提前进入诉讼社会。

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文本就是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后各国的宪法文本大多数也是以人权和公民权利为核心的。要改进方式方法，坚决纠正简单执法甚至粗暴执法的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用国家暴力、警力、国家强制力去来推行自己的决策或意志，即使是正确的决策、好的愿望也不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基本方式有其合理性，并且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抛开法治，实行人治、德治、策治、群治，负面影响很大，甚至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共和（republic）有两种意义，一是指政体，即与君主制相对应的政体。建国之初，中国主要依靠党的政策来治理国家。2．机会公平，也称作机会平等。

基本权利主要是指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理性行使权力和执法，首先要从本质上注重法律的公理性，即法律当中所体现的正义、平等、自由、人权、尚善等基本价值属性，注重政府理性、公共理性和制度理性。

为此，我们主张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基本制度，建立健全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诸如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对话协商谈判制度、公民投票表决制度、工青妇、法学会、律师协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等，为所有人提供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博弈的制度性平台，使各种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公正、规范、有效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供决策机关和立法机关整合和选择，从而制定出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强大动力。

营造平等竞争、共谋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可以说，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形势下中国法治建设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集中表达，正在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和行动宣言。